第五人格礼包码2020年8月-第五人格礼包踏青

1.中秋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的来历

2.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以及给我们的启示？

3.端午节 七夕 来历

4.急求各类课外古诗词赏析····高手高手····有木有~~~~

5.朱熹《春日》及意思

中秋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的来历

中秋节来历：中秋节庆源自古人对月亮的祭祀，是中华民族祭月习俗的遗存和衍生。祭月，在中国是一种十分古老的习俗，实际上是古时代中国一些地方古人对“月神”的一种崇拜活动。

春节来历：春节是由岁首祈年祭祀演变而来，上古时代人们于一岁（年）农事结束后在新一岁开端的岁首，举行祭祀活动报祭天地众神、祖先的恩德，祈求丰年。古代的祭仪情形虽渺茫难晓，但还是可以从后世的节仪中寻找到一些古俗遗迹。

元宵节来历：元宵节习俗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据一般的资料与民俗传说，正月十五在西汉已经受到重视，汉武帝正月“上辛夜”在甘泉宫祭祀“太一”的活动，被后人视作正月十五祭祀天神的先声。

清明节来历：清明节源自上古时代的祖先信仰与春祭礼俗，兼具自然与人文两大内涵，既是自然节气点，也是传统节日。扫墓祭祖与踏青郊游是清明节的两大礼俗主题，这两大传统礼俗主题在中国自古传承，至今不辍。

端午节来历：端午节源自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祭龙演变而来。仲夏端午，苍龙七宿飞升至正南中天，是龙飞天的日子，即如《易经·乾卦》第五爻的爻辞曰：“飞龙在天”。

重阳节来历：重阳节源自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季秋丰收祭祀演变而来。“九”数在《易经》中为阳数，“九九”两阳数相重，故曰“重阳”；因日与月皆逢九，故又称为“重九”。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以及给我们的启示？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端午节 七夕 来历

端午节的由来：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诸如：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胥说 ；纪念曹娥说；起于三代夏至节说；恶月恶日驱避说，吴月民族图腾祭说等等。以上各说，各本其源。据学者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列举的百余条古籍记载及专家考古考证，端午的起源，是中国古代南方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比屈原更早。但千百年来，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感人诗辞，已广泛深入人心，故人们“惜而哀之，世论其辞，以相传焉”，因此，纪念屈原之说，影响最广最深，占据主流地位。在民俗文化领域，中国民众把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和吃粽子等，都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

端午节的风俗：悬钟馗像：钟馗捉鬼，是端午节习俗， 在江淮地区， 家家悬钟馗像， 用以镇宅驱邪。

唐明皇开元， 自骊山讲武回宫，疟疾大发， 梦见二曳， 一大一小， 小鬼穿大红无裆裤， 赤脚， 偷杨贵妃之香囊和明皇的玉笛。 绕殿而跑。 大鬼则穿蓝袍戴帽，赤双足。捉住小鬼， 挖悼其眼睛， 一只吞下，明皇喝问， 大鬼奏日， 臣姓钟馗， 即武举不第， 愿为陛下除妖魔， 皇醒后， 疟疾愈， 于是令画工吴道子。 照梦中所见画成钟馗捉鬼之图像， 通令天下于端午时，一律张贴，以驱邪魔。

挂艾叶菖蒲：以艾叶悬于堂中，剪艾力虎形或剪彩为小虎，贴以艾叶，妇人争相戴之，以僻邪驱瘴。用菖蒲作剑，插于门榻， 有驱魔法鬼之神效。 在端阳节，家家都以菖蒲、 艾叶、 榴花、 蒜头、龙船花，制成人形称为艾人。 食菖蒲可以成仙，可以长生， 汉武帝欲求长主之术，曾吃菖蒲两年。

赛龙舟：当时楚人因舍不得贤臣屈原去， 于是有许多人划船赶迫拯救， 是为尤舟竞渡之起源， 后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舟以纪念之。 借划龙舟驱散江中之鱼， 以免鱼吃掉屈原的尸体。竞渡之习， 盛行于吴，越、楚。

台湾开始有尤舟竞渡是始于清乾隆二十九年， 由当时台湾知府蒋元君在台南市法华寺半月池主持友谊赛。 现在台湾每年五月五日均举行尤舟竞赛， 香港有竞渡之举，近英国人亦仿效我国人作法， 组织鬼佬队，进行竞赛活动。

据近代著名的爱国学者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考》说：“端午节本是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妃的节日， 而赛龙舟便是祭仪中半宗教。半娱乐性节目。”

四五千年前， 居住在原始图腾社会的水乡部落的人民，受到蛇虫、 疾病的侵害和水患威胁，为了抵御这些天灾， 他们尊奉想象中的具有威力的龙作为自己的祖先兼保护神（即图腾）， 并把船建造成龙形、 画上龙纹， 每年端午举行竞渡。以表示对龙的尊敬，也说明自己是龙的子孙，龙的传人。

吃粽子：荆楚之人在五月五日煮糯米饭或蒸粽糕投入江中， 以祭祀屈原，为恐鱼吃掉，故用竹筒盛装糯米饭掷下，以后渐用粽叶包米代替竹筒。

饮雄黄酒：雄黄本属矿物， 含有三硫化砷成分，与酒混合。即成雄黄酒，用以驱虫解五毒，小儿涂于头额。耳鼻，手足心。 并洒墙壁问， 以法诸毒。流传民间之《白蛇传》故事，即是以雄黄酒解蛇虺诸毒，而现白蛇原形。此种习佰，在长江流域地区的人家很盛行。

游百病：为盛行于贵州地区的端午习俗。 男女老幼往野外游玩， 穿新衣， 在中午一时左右， 路上山上或树下挤满人群，手抱花草， 非常快乐。晚上回家将花草和水煮开洗澡，老年人称为“游百病”及“洗百病”，不出去游百病及洗百病的人，一年到头就不会获得吉利。

佩香囊：端午节小孩佩香囊，不但有避邪驱瘟之意，而且有襟头点缀之风。香囊内藏有朱砂。 雄黄。香药， 外包以丝布，清香四溢， 再以五色丝线弦扣成索，作各种不同形状，结成一串，形形色色，玲珑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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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的由来

农历七月初七是我们中国人的情人节，也有人称之为乞巧节七夕或女儿节，这一天是女儿家们最为重视的日子。七月初七之所以称为乞巧，是因为民间传说这天牛郎织女会天河，女儿家们就在晚上以瓜果朝天拜，向女神乞巧。

她们除了乞求针织女的技巧，同时也乞求婚姻上的巧配。所以，世间无数的有情男女都会在这个晚上，夜深人静时刻，对着星空祈祷自己的姻缘美满。

谈到七夕节，不得不提民间流传的爱情故事――牛郎织女。他们一年一度相会的七夕，被多情儿女视为爱情的象征。他们的爱情悲剧，在每个华人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因此，每到七夕的夜晚，多情人都会对着暗夜的星空祈祷爱情永恒不渝。

牛郎织女有许多的故事版本，最为人知的是：相传牛郎父母早逝，又常受到哥嫂的虐待，只有一头老牛相伴。有一天老牛给他出计谋，要娶织女做妻子。到了那一天，美丽的仙女们果然到银河沐浴，并在水中嬉戏。这时藏在芦苇中的牛郎突然跑出来拿走了织女的衣裳。惊慌失措的仙女们急忙上岸穿好衣裳飞走了，唯独剩下织女。在牛郎的恳求下，织女答应做他的妻子。婚后，牛郎织女男耕女织，相亲相爱，生活得十分幸福美满。织女还给牛郎生了一儿一女，后来，老牛要去的时候，叮嘱牛郎要把它的皮留下来，到急难时披上以求帮助。老牛后，夫妻俩忍痛剥下牛皮，把牛埋在山坡上。

织女和牛郎成亲的事被天庭的玉帝和王母娘娘知道后，他们勃然大怒，并命令天神下界抓回织女。天神趁牛郎不在家的时候，抓走了织女。牛郎回家不见织女，急忙披上牛皮，担了两个小孩追去。眼看就要追上，王母娘娘心中一急，拔下头上的金簪向银河一划，昔日清浅的银河一瞬间变得浊浪滔天，牛郎再也过不去了。从此，牛郎织女只能泪眼盈盈，隔河相望，天长地久，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也拗不过他们之间的真挚情感，准许他们每年七月七日相会一次，相传，每逢七月七日，人间的喜雀就要飞上天去，在银河为牛郎织女搭桥相会。此外，七夕夜深人静之时，人们还能在葡萄架或其他的瓜果架下听到牛郎织女在天上的脉脉情话。

当然，这只是个传说。乞巧的仪式源自古代织女桑神的原始信仰这种信仰结合了牛朗织女，每年七月七日相会的说法，成为了我们今时今日的七夕七巧民间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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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说明下，因为教材各省都不同，每年都不同，所以对于有些人来说是课外的，可能对于阁下就是课内的了^^给你找了些我那个时候的课外~~希望可以帮到你

过松源晨炊漆公店 杨万里

莫言下岭便无难

赚得行人空喜欢

正入万山圈子里

一山放过一山拦

用下山之行不易，比喻人生的普遍道理：一山放过一山拦。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深刻的道理。

山中杂诗 吴均

山际见来烟，

竹中窥落日。

鸟向檐上飞，

云从窗里出。

山，竹，日，鸟，云，窗，描写了山中有趣的生活，表现诗人闲适心情。语言清新自然， 生动形象。

竹里馆 王维

独坐幽篁里，

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

明月来相照。

独自弹琴与明月相伴的情景。以优美高雅的意境表达出诗人宁静淡泊的心情。诗中没有特意地去描写景色，而着重写了人在竹林里的活动

春夜洛阳城闻笛 李白

谁家玉笛暗飞声，

散入春风满洛城。

此夜曲中闻折柳，

何人不起故园情。

诗人通过写客居洛阳的夜晚，听抒写离别行旅之苦的《折杨柳》曲调，勾起的思念家乡和情人之情。“杨柳”即《折杨柳》，汉乐府古曲，内容多叙离情别绪。

逢入京使 岑参

故园东望路漫漫，

双袖龙钟泪不干。

马上相逢无纸笔，

凭君传语报平安。

全诗记叙了诗人远涉边塞，路逢回京使者，托带平安口信，以慰悬望的家人的典型场面，表达了思乡怀亲之情。用语自然本色韵味醇厚隽永。

滁州西涧 韦应物

独怜幽草涧边生，

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

野渡无人舟自横。

从诗人创造的涧边幽草水急舟横的意境中，传达出一种悠闲恬淡心情。最后两句以飞旋流动之势，衬托闲淡宁静之景，可谓诗中有画，景中寓情。

送灵澈上人 刘长卿

苍苍竹林寺，

杳杳钟声晚。

荷笠带斜阳，

青山独归远。

题为送人，实为写景：暝色苍苍，晚钟阵阵，一抹斜阳，几重青山，诗中有画。表达诗人不遇却闲适失意却淡泊的情怀，即景抒情。灵澈，唐代著名诗僧。上人，对僧人的尊称。

约客 赵师秀

黄梅时节家家雨，

青草池塘处处蛙。

有约不来过夜半，

闲敲棋子落灯花。

黄梅时节的一个雨夜，夜深人静，蛙声阵阵，伴着油灯，敲着棋子，寂寞的等着客人。诗用对句写景，富有时令与地方特色。

长歌行 汉乐府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作者借朝露易晞花叶秋落流水东去不归来,发出时光易逝生命短暂的感叹,鼓励人们紧紧抓住随时间飞逝的生命,奋发努力,趁少壮年华有所作为.全诗触景生情,由情入理,带有人生哲理.

野望 王绩

东皋薄暮望，

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

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

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

长歌怀采薇。

全诗描写了萧瑟恬静的秋天黄昏的景色,诗人目睹放牧打猎的各自随愿而归的情景,不禁怀念起古代采薇而食的隐士.流露出孤独抑郁的心情.

早寒江上有怀 孟浩然

木落雁南度，北风江上寒。

我家襄水曲，遥隔楚云端。

乡泪客中尽，孤帆天际看。

迷津欲有问，平海夕漫漫。

秋风乍起,树叶飘零,大雁南飞,诗人站在长江边上遥望云端,思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看到孤帆从天边驶过,勾起乘船返乡的念头.然而江水漫漫,试问路在何方?全诗情景交融,言淡而一远.借萧索的秋景,写出科举异地时对家乡的无限思念以及面临隐居与从政的抉择时的迷茫心情.

送友人 李白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前两联记送别地的精致和送别的事.第三联以浮云孤飞,来去不定,喻游子之心;落日将下,依依不舍,喻故人之情.末联借马鸣犹作别离之声,衬托离情别绪.

鲁山山行 梅尧臣

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

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

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

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

本诗描写了深秋时节,霜降林空之时,在鲁山中旅行时所见的种种景象,其兴致之高,为大自然所陶醉之情表露无疑.全诗语淡意远.

赠从弟 刘桢

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

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

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赞美松柏严寒不凋的品格，劝勉从弟。文字平实，风格古朴。《赠从弟》共三首，分别以萍藻，松，凤凰比喻从弟的品格。从弟，堂弟。

登幽州台歌 陈子昂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时空无穷，人生有限。而诗人怀才不遇，独立于悠悠天地之间，孤独寂寞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幽州台即燕昭王当年的黄金台遗址。

送元二使安西 王维

渭城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先以清新明丽的写景，点明送别的地点和时间，渲染离别的气氛；（以乐景衬哀）再以叙述的口吻传情的动作表达真挚的惜别之情。景美情真，辞显意深，深受人们喜爱，以致后人为之谱曲一唱再唱，谓之“阳关三叠”。

月夜 刘方平

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

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

前两句写诗人深夜未眠，望着庭院中迷人的月色，感受寥廓天宇斗转星移。后两句因闻鸣抒感。大地静谧，虫声透进窗纱，感知生意盎然的春的气息。

商山早行 温庭筠

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槲叶落山路，枳花照驿墙。

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

选取具有山区特色的景物，并将代表典型景物的名词巧妙地组合在一起，运用听觉视觉的感受，将旅人“早行”的情景，有声有色地表现出来。故乡的梦中之景与旅途之景形成鲜明对照，“早行”之景与“早行”之情，得到完美的表现。

卜算子 咏梅 陆游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描写梅花重在体现梅的高洁和坚贞。托物言志，用梅花象征自己性格孤高，决不与争宠邀媚阿谀逢迎之徒为伍的品格和不畏谗言坚贞自守的傲骨。

破阵子 晏殊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斗草嬴，笑从双脸生。

用状物法写春景，春意盎然，清新朗润。用白描法写桑女，笑脸相迎，踏青斗草，意趣横生。将色泽，声音，形态，面容融入一个画面里，展示春景，使人如亲临其境一般。同时感受到春天的勃勃生机和青春的无限美好。

浣溪沙 苏轼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通过摄取夏季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绘成了一幅温馨祥和恬淡和谐清新的图画。全词有景有人，有形有色，乡土气息浓郁，为宋词的内容开拓了新天地，最后一句亲切自然，余味无穷。

从军行 杨炯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描写一位书生从军边塞，抵御外患的全过程。既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又渲染了环境气氛，笔力极其雄劲刚健，慷慨激昂。三联整齐的对仗，使诗更有节奏和气势。第三联写战斗，用景物描写进行烘托。

羌村三首（之三） 杜甫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写诗人回羌村父老乡亲携酒慰问的情景。既有深挚的谢意，又有对动荡时局的悲叹。诗句感情起伏较大，由前者的答谢作歌，到结尾的“四座泪纵横”，掩卷而情不自已。

登楼 杜甫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迁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作者登高抒怀，囊括天地，纵论古今，把自然景物，国家灾难与个人情思融在一起。语壮景阔，借古喻今。

走马川行奉送走封大夫出师西征 岑参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血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此诗首句极力渲染环境恶劣，风沙遮天蔽日。接着写匈奴借草黄马壮之机入侵。而封将军不畏天寒地冻，严阵以待。最后写敌军闻风丧胆，预祝凯旋而归。诗叙征战，却以叙寒冷为主，暗示冒雪征战之伟功。节奏明快，音韵多变。

望月有感 白居易

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全诗意在写经战乱之后，怀念诸位兄弟姊妹。以白描手法，采用平易的家常话语。颈联比喻形象贴切。

卜算子 送鲍浩然之浙东 王观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 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词首比喻别出心裁，反意创新。通过“送春归”和“送君归”，巧妙的把“惜春”与“惜别”联系在一起，既是对友人的祝愿，又表现诗人的美好情怀。

呜呼，终于回答完了！

朱熹《春日》及意思

春 日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白话译文

风和日丽之时游览在泗水之滨，无边无际的风光让人耳目一新。

谁都可以看出春的面貌，万紫千红，到处都是百花开放的春景。

扩展资料：

《春日》是宋代思想家、教育家朱熹创作的一首诗。此诗表面上看似一首写景诗，描绘了春日美好的景致；实际上是一首哲理诗，表达了诗人于乱世中追求圣人之道的美好愿望。全诗寓理趣于形象之中，构思运笔堪称奇妙。

这首诗从字面意思看来，是作者春天郊游时所写的游春观感，王相注《千家诗》，就认为这是游春踏青之作。而根据作者生活年代可知这首诗所写的泗水游春不是实事，而是一种虚拟。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签订了《绍兴和议》，一顶宋金领土以淮水为界。

隆兴元年（1163），张浚北伐，又败于符离。从此，主和派得势，抗战派销声。宋孝宗以还，南宋朝廷稍稍安稳，偏安于东南，而金人亦得暂时息兵于淮北。终朱熹一生，南宋没有很大的边防军队，而朱熹本人更无从渡淮而至鲁境，不可能北上到达泗水之地。

作者从未到过泗水之地，而此诗却写到泗水，其原因是朱熹潜心理学，心仪孔圣，向往于当年孔子居洙泗之上，弦歌讲诵，传道授业的胜事，于是托意于神游寻芳。因此此诗其实是借泗水这个孔门圣地来说理的。

朱熹（1130—1200），南宋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字元晦，一字仲晦，又号晦翁，别称紫阳。祖籍婺源，生于尤溪，长于建州。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淳熙时知南康军，改提举浙东茶盐公事。宋光宗时，历知漳州、秘阁修撰等职。宋宁宗时任焕章阁待制。卒谥“文”。

他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等，后人辑有《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

参考资料：